高铁作为中国“国家名片”走向世界的关键载体,其施工的国际互认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承包商能否顺利参与全球高铁建设,以及中国技术标准能否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本文将结合现状、政策与具体实践,探讨这一议题。
一、 现状:多重标准并行,互认之路刚起步
当前,中国高铁承包商在海外面临的是一个“标准丛林”局面。从海外项目实践来看,工程采用的标准因项目所在国和业主要求而异,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例如,在土耳其的安伊高铁二期项目中,施工需遵循欧洲标准;而在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尼日利亚的铁路现代化项目等由中国企业主导的EPC项目中,则成功推广并应用了中国标准。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资质互认的复杂性:持有中国相关资质的企业,其能力证明往往需要经过项目所在国监管机构的额外评估或重新认证,过程繁琐且增加了成本与时间。
积极的信号已经出现。在技能人才认证层面,中国正在国内推动跨部门的证书互通互认机制,这为国际互认提供了底层逻辑参考。例如,对于已取得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可按规定视同达到相应职业的中级工水平,并进一步参加高级工认定。这种“视同”机制的核心,在于对彼此培训、考核体系与标准的信任与认可。虽然这是国内不同部门间的互认,但其“以能力为核心,建立标准对应关系”的思路,完全可以为国际互认谈判所借鉴。
二、 核心挑战:标准对接与信任建立
国际互认的核心障碍在于技术标准的差异与互信机制的缺失。
1.技术标准体系差异:中国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如中国铁路总公司系列标准)与欧洲(如EN系列)、美国(如AREMA)等标准体系在设计理念、材料规格、工艺工法等方面存在不同。要实现资质互认,首先需要在标准层面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与等效性认证。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技术投入和长期谈判的过程。
2.考核评价体系互信:的背后,是一整套对企业和人员技术能力、质量管理、安全记录的考核评价体系。不同国家的体系其严格程度、侧重点和透明度各异。建立互信,需要推动评价机构的资质统一、评价标准的统一、考务过程的统一以及质量督导的统一。中国在国内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通用”的规范化管理实践,正是为了提升证书本身的权威性和流通性,这为参与国际互认积累了经验。
3.政策与法律壁垒: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就业市场或维护技术主权等考虑,在法律层面设置了市场准入壁垒,明确要求外国承包商必须使用本地资质或通过极其复杂的认证程序。突破这些壁垒,往往需要依靠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经贸协定、互认协议(MRA)来推动。
三、 破局之道:政策引领、平台搭建与项目驱动
展望前景,高铁施工资质国际互认虽道阻且长,但路径已逐渐清晰。
国家政策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中国标准、装备和服务“走出去”创造了战略机遇期。国家相关部门可以牵头,与高铁“走出去”重点目标国启动标准互认谈判,将铁路工程服务领域的资质互认纳入双边合作框架协议。国内正在积极探索的“一试多证”(一次考试,取得多种证书)等跨部门协同评价模式,也为国际间联合开展技能评价提供了可行方案参考。
搭建行业性的互认平台与对话机制至关重要。可以推动由两国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权威认证机构共同参与,组建高铁建设标准与资质互认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的工作可包括:共同发布重点工程项目的“标准应用与资质认可白皮书”,详细列明在不同标准体系下关键参数(如轨道平顺度、桥梁荷载、信号系统安全等级等)的对应关系与等效性分析;共建共享专家库和试题库,为联合考核评价奠定基础。
以具体重大项目为“试验田”是最有效的推动方式。在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海外高铁项目中,积极推动“中国标准+本地化认证”的混合模式。例如,可以借鉴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国家级动车组司机院校考点的经验,这种“政校行企”共建的模式成功实现了岗位资格互认和考试资源共享。在国际项目中,可以尝试由中方培训体系与项目所在国认证机构联合开展关键工种(如无缝线路焊接工、高速道岔精调工)的技能考核,颁发双方共同认可的证书。通过成功项目的示范效应,逐步扩大互认的职业和资质范围。
四、 结论
高铁施工的国际互认绝非一蹴而就。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技术标准的精细对标、考核评价体系的互信共建、以及国家间政策协议的强力推动三管齐下。现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凭借国内庞大的高铁网络建设运营经验、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正在完善的国内证书互认体系,已经具备了参与和主导国际互认规则制定的基础。未来,通过以我为主的主动对接、以项目为载体的务实合作,中国高铁施工资质与国际体系的互联互通前景可期,这将为中国从“高铁大国”迈向“高铁强国”、深度参与全球轨道交通治理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